中国传统美德，形成于西周春秋时期，定型于孔孟早期儒家思想。虽然春秋时期，已经有很多道德的出现，但这个时期始终没有一个主德可以引领所有的道德。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，一个是“忠信”，一个是“智仁勇”。在孔子思想中，“仁”是最重要的德行和道德。“义”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，但是地位不太突出。在孔子思想中，仁和义也差很多。墨子很突出义，也就影响到了孟子，所以孟子又把义提高，跟仁并列，便有了“仁义”。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。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并列，经过汉代推崇，又加入了信，便形成了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“仁义礼智信”。为什么在汉代提出来？因为要成为五常，跟五行对应。五常包含着“仁义礼智”四德，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道德。

“四德五常”与儒家推崇的“四书五经”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德体系。比如说孝悌、中和、诚敬，这些理念与五常一起发生作用，共同支配着我们中国人的思想、道德生活。因此，我们平常讲的“仁义礼智”四德，作为道德规范和德行的条目，对中国文化来讲，是有代表性的，但是也不能说它就能全部覆盖我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生活。“孝”虽然不在五常之中，但孝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占有重要且非常突出的地位。在实践中大家仍然都非常重视孝，在理论上就是因为仁义礼智超出了特殊的伦理关系，孝还是内在于特定的伦理关系之中。但是仁义礼智已经超出了特殊的伦理关系，变成一般的人与人关系规定的准则，它不是一个血缘的伦理，也不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。孝是一个血缘关系的伦理，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就是忠，而仁义礼智比起孝和忠，更具有普遍的美德意义和人际关系规则意义。

在古代每一个德行条目，都不是单一的、简单的。不管是忠、孝、仁义礼智，每个道德条目，既有它特定的、具体的意义，也有它扩大的、普遍的意义。比如忠，它主要是一个特定政治关系，君和臣之间，臣应该担负一个道德义务、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条目。忠特定的意义就是指君臣关系中臣的道德，忠也有扩大的、普遍的意义，不仅忠于政务、忠于国家社稷，而且顺从也是忠，犯颜直谏也是忠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忠有了更普遍的意义，就是尽心为人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有一条就是有没有尽心为人。所以每一个道德条目都有它广泛的、普遍的意义。

忠信在春秋时期为什么特别流行？因为在春秋时期的宗法社会里，它特别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。孔子讲仁学，在道德观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封建社会，也突破了血缘关系，把仁变成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。战国时期“仁义”成为重要的道德，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为它是孔子、孟子特别提倡的，而是因为那个时期的需要。

“仁义”不仅是个人的道德，它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也是社会价值，但是五常不见得都是社会价值。比如五常里讲的“智”，它虽然也有超出个人道德的意义，但它不是一个社会价值。可是仁和义，既是个人道德，也是社会价值。回顾仁义礼智的意义，我们发现，仁的意义在历史上是争论比较少的，特别是唐代之后，因为韩愈讲，“国内之为仁”。孔子讲“仁者爱人”，孔子所讲的仁，已经超越了亲属间的亲缘关系。义，早期是对亲属以外尊长的尊敬，之后进一步普遍化成对所有的长辈。可是因为后来礼的条目涵盖了对长辈的尊敬，所以义到了孟子以后，成了一个跟羞恶有关的德行，不再作为敬长德行，而是表示坚持道义、去恶扬善。礼，本来是强调仪式、礼节，作为道德就是遵礼守礼。智是比知识更高一级的认识层面。作为一个道德的德目，是对道德知识的一种辨识、一种掌握能力。所以对个人道德的德目来讲，仁就是笃厚慈爱，义就是坚持道义，礼就是守礼敬道，智就是明智明辨。

作为个人道德，仁义礼智就是这些意思，但它也还具有社会价值。就社会价值来讲，仁强调仁政惠民，礼强调文化的秩序，义强调社会的正义原则。孟子讲，“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，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寺庙”，所以仁带有政治的普遍原则，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文化里，应该说在理论上仁都是一个主导政治和行动原则。唐太宗《贞观政要》中讲，以仁为本，仁义为首，仁义作为基本价值，已经超出了作为个人的道德，已成为社会政治最基本的价值。仁再发展，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、天下大同，变成一个最高的社会理想。义，《左传》讲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这是一个正义的概念。《论语》里讲“义为止，义为上”，这些地方的义，都不是德行的义，而是德行正义的义。

中国传统美德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流传下来，具有影响，可以继承，并得到不断创新发展，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优秀道德遗产，它是中国人民与社会关系的实践结晶。

（文章来源：联合日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