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训，对于今人来说，是个比较专业的说法。但在古时，却是常用词，因为“人必有家，家必有训”。中国人的家训智慧，自古及今，源远流长。其内容之丰富、涉及面之广博、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具备的。

周公首开仕宦家训先河

家训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，它随着家庭的发展而不断丰富、完善，与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先秦是中国传统家训产生时期，大体上包括帝王家训、贵族家训和自由民家训。先秦家训是中国家训的“原点”，处于产生阶段，有些方面还没有展开，如对子女的教育等。但周初王室家训，特别是周公训诫子侄一事，在家训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周成王曾与小弟一起站在树下，他拿了一片桐叶给小弟说：“我封你。”周公听见了，便拜见成王说：“大王封弟，甚善。”成王说：“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。”周公严肃地说：“人主无过举，不当有戏言，言之必行之。”意思是，君王的言行举止不应有过失，不应有开玩笑的话，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。于是，成王封小弟为应侯。这件事使成王没齿难忘，直到老死，都“不敢有戏言，言必行之”。这就是著名的典故“桐叶封弟”。　　

周公教育侄子周成王要言而有信，保持君王威严。他首开了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的先河，把训诫子侄提到“王家”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，在帝王家训形成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，周公还规定了中国传统家训的基本定势，成为中国传统家训的开创者。

孔子思想影响早期家训

　　 古代家训是有阶层性的，直到孔子打破教育界限，提出“有教无类”这一观点。孔子创办私学，招生授徒，建立了儒家学派，并以诗礼名扬四方。孔子曾两次在庭中教育儿子孔鲤既要学《诗》，又要学《礼》，因此后人称父亲的教诲为“庭训”。

　　虽然这是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，但也是一个普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，所以，这段记载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典范之一，而“不学诗无以言”和“不学礼无以立”，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。孔门家训也由此开始形成。孔门家训主要是指孔子及其后代亲自对弟子进行教导，也包括孔子儒家思想对弟子所做的训诫。

　　孟子的母亲是先秦孔门家训的最大代表，因教子成名儒，在中国乃至世界家训史上也享有盛誉。孟母训子始于胎教，她说，“吾怀妊是子，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，胎教之也。”意思是说，“我在怀孩子时，席子不正都不坐，肉切不方正也不吃，就是要对孩子实行胎教。”而《三字经》中“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”，讲的是孟母为教子而三次搬家，看到孟子不努力学习，就生气地剪断正在纺织的布，以此教育孟子好好学习。

秦汉以后大量家训出现

秦汉以后，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。这时，儒学逐渐占据独尊地位，封建礼教得到重视，家训中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产生了。而从东汉末年至两晋南北朝时期，随着战乱出现和朝代的更迭，对子弟教育任务逐渐由家庭承担，仕宦家训开始形成体系，《颜氏家训》就是仕宦家训的集大成者。

《颜氏家训》是南北朝时北齐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。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、处世哲学，写成《颜氏家训》一书告诫子孙。《颜氏家训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、体系宏大的家训，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，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，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，并对儒学、文学、历史、文字、民俗、社会、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《颜氏家训》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，影响很大。此后，家训开始正式得名。而此前大量的家诫、家范与诫子书等文体，也是标准的家训文献。三国时期的嵇康、杜预等人著有《家诫》，东晋陶渊明著有《责子》，都属家训一类，但其卷帙都很小，影响不大。而在《颜氏家训》之后，家训之说盛行。像司马光的《家范》、李世民的《帝范》等，虽然不是以家训为名，却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。甚至像成册成卷的家书、家信，只要有教育意义，在古时也一概被称之为家训。

明清两代家训盛极而衰

　　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，家训内容开始变得十分宽泛，既包括家庭生活、个体修身、交友处世，也包括出仕从政、建功立业等。这些内容中的精华被行之于文、传于后世，便形成了一贯千年的家训文化。

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更浓盛，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，内容也更加丰富，形式更加多样，领域更为扩大。既有一般的家训，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;作者既有帝王显宦、学究宿儒，也有普通百姓;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，也有箴言、歌诀、训词、铭文、碑刻;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，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，可考者有60余种。

然而从清代后期，家训文化开始衰落，不过也出现过局部开新的情况。例如，洋务派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。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思想、新观念，表现在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，从而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带来一股 “新风”。但近代以来，家族传统观念被看成是一种桎梏，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，家训文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